郎朗如何在父親郎國任的嚴苛教導下成為國際鋼琴大師的故事家喻戶曉。
而在他遠離故鄉、在北京和國外求學的漫長歲月中，
有一位女性的心痛、隱忍、酸楚和堅強鮮為人知，卻不可忽視。
而在他遠離故鄉、在北京和國外求學的漫長歲月中，
有一位女性的心痛、隱忍、酸楚和堅強鮮為人知，卻不可忽視。
她就是郎朗的母親周秀蘭。
在長達8年的時光裡，她與丈夫、兒子分居兩地，孤守瀋陽，為郎朗的成長提供必需的經濟保障，
也是郎朗沉重幽暗的童年歲月中一抹珍貴的陽光和亮色。
夫妻、母子忍痛分離
1990年初夏，我和丈夫郎國任做出了一個艱難的、痛苦的、近乎瘋狂的決定。
兒子郎朗從3歲開始學彈鋼琴，很有天賦。
他的第一位老 師朱雅芬 教授告訴我們，如果要讓孩子有更大的發展，就必須到北京去。
我試探著問丈夫：「亮亮(郎朗的小名)想讓我跟他一起去。」
郎國任說：「這不可能。我們需要你掙工資，好供我和郎朗在北京生活。」
我清楚地知道，這就意味著郎國任要辭去他在公安局的工作。
這決定很瘋狂，卻是必須的。最後我們決定：郎國任辭去公職，陪兒子遠赴北京；
我留在瀋陽，掙錢維持一家人的生計。
不久，郎國任先去了北京，打聽學校，租房子。很快，我帶著郎朗來到北京。
到了租住的社區，我心裡一涼。這顯然是一個低收入居住區，公寓樓破敗不堪，街上到處是垃圾。
我有點想打退堂鼓：「我們還是回瀋陽吧，至少一家人可以在一起。這裡的生活條件太委屈孩子了。」
郎國任大聲說：「你不要影響兒子的未來。已經決定了的事情，就算再苦再難，也要走下去。」
安頓好一切，我要回瀋陽了。郎朗一下子撲過來，緊緊地拉住了我的外套，說什麼也不肯放手。
我狠心地掰開兒子的小手，衝出了房間。我剛下了一層樓，身後就傳來了郎朗的琴聲。
郎國任已經在逼兒子彈琴了。
我心神不定地回到了瀋陽的家。看著散落一地還沒來得及收拾的雜亂物品，
看著空蕩蕩的床鋪和衣櫃，我癱坐在地上，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掉。
一個女人獨居，什麼活都得自己幹。
一次，家裡的燈泡壞了，我踩著凳子站上去，腳下不穩，連凳子帶人摔了下來，
膝蓋磕腫了，手臂擦破了，鮮血直流。
要換煤氣罐了，我扛著沉重的鐵罐上樓，每上一層就停下來喘半天。
一年冬天，瀋陽突降暴風雪。半夜時分，狂風夾雜著雪粒呼嘯而來，窗戶被吹開了，玻璃被撞得粉碎。
我裹緊被子，瑟縮著躺在床上，心驚肉跳地過了一夜。
第二天風停雪止，我打掃地上的碎玻璃時，一不小心左腳被玻璃割了個大口子。
我忍住疼痛，一瘸一拐地取來家用醫藥包，洗淨傷口，擦上藥膏，再用紗布包紮好。
做這一切時，我的淚水一刻也沒有停止。
這些苦和累都不算什麼，最讓我心痛的是郎朗。
每次我去看他，離開時，他都抓著我的衣服不放，像天塌了似的大哭。
我心裡難過，可又不得不狠心地推開他。每次從北京回瀋陽，我都像大病了一場。
郎國任對兒子的要求一天比一天高，恨不得兒子在睡夢中都在練琴。
一次，我本來準備好了去北京，臨出門前，郎國任打來電話說：「你不要來了。」
我詫異地說：「我都準備好了，再說郎朗想我了，我也想他了。」
郎國任冷硬地說：「正因為這個，你不要來。你一來，郎朗就會戀著你，就不專心練琴了。」
放下行李，我泣不成聲。也許郎朗需要更多的時間去練琴，可這難道就意味著他不需要母愛了嗎？
還有一次，郎朗和我一起坐火車回瀋陽，我們母子倆坐在一起聊天。
沒多久，郎國任氣衝衝地對我說：「夠了！你和郎朗說得夠久的了。他這會兒應該學英語，應該熟悉他在瀋陽要彈的曲子的曲譜。」
我哀求道：「郎朗和我在一起，就這麼一點時間，這對我們倆都很重要，一個成長中的男孩需要有時間和母親在一起。」
郎國任說：「你這麼寵著他，把他弄得一點毅力都沒有。你以為你是在幫他，其實是害了他。」
我的眼淚流了出來。我拚命止住淚，我不想讓郎朗看了難過。
郎朗的目標是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郎國任百般託請才為郎朗找到了一位知名教授，
據說經過這位教授的點撥，考上中央音樂學院就勝券在握了。
可教授教了郎朗幾個月，覺得他並非天才，決定放棄他。
我去北京時，看見郎朗的嘴上起了滿滿的水泡，心裡那個痛啊：
「亮亮，你嘴上怎麼起這麼大的泡啊？」郎朗說：「媽，我是想您想的…」
什麼樣的思念才能讓孩子如此可憐！
我忍住淚告訴他，讓他在日曆上記下媽媽要來的日子，然後一天天畫掉。
我再去北京時，郎朗把一張畫滿了紅槓的日曆拿給我看：
「媽，您看，我想了您這麼多天…」我摟著兒子，淚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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